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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从杜克大学获得英语学位后，医学博士、公共政策硕士 Jocelyn Streid 在马来西亚工作了两年，研究仪式和灵修作为同情心更新机制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Streid 博士现在是波士顿的一名麻醉住院医师，她近日向杜克大学讲述了她的英语学位和全球经验如何塑造了她在临终关怀方面的工作。

作为一名本科生，你曾在印度、中国和南非学习。在你本科的全球健康经历中，哪一个是最有意义的记忆？

Streid：那是我在南非一家乡村医院度过的一个夏天，有一个小男孩去世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他是头天晚上被送来的，全身感染，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迅速失代偿了。尽管团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能阻止他的疾病恶化，或是控制他的症状。男孩最终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他的死是个悲剧，但他的死是不公平的。我经常想起他。他的事情告诉我，贫穷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人们的死亡方式。疼痛控制、临终关怀、临终咨询、看护者支持项目——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差距。

你的杜克英语专业的学习经历对你研究生阶段的全球健康工作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Streid：我永远感谢我的论文导师 Priscilla Wald 和我的专业导师Thomas Ferraro，他们是我在英语系的导师。他们不仅教我如何阅读传统文本，也教会我如何读懂我们周围的文化故事。他们教我如何仔细认真地读懂，并用一种似是而非、玩耍和美的眼光去理解。

医院里充满了故事。有病人和临床医生互相讲述的故事，也有社会告诉我们所有人的关于健康、疾病和死亡的更大的故事。如果我能倾听这些故事，密切关注它们的节奏、人物和情节转折，那么我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医生。

你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了医学博士/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你认为全球健康和/或公共政策如何融入你住院医师之后的生活？

Streid：我的病人遭受的一些是身体上的疾病：癌症侵蚀了他们的细胞，心律失常搅乱了他们的心脏。但是很多很多的病态都是社会性的：贫穷、无家可归、制度性的种族歧视、结构性的不平等，以及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医疗费用。这些系统性的病态在我的病人身上表现为延迟治疗、本可预防的疾病，以及在疾病和痛苦中丧失尊严。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尽我们所能；但作为政策制定者、倡导者、活动家和变革者，我们也需要尽我们所能。

我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姑息治疗、共同决策，和对严重疾病的沟通。生命终了的结果是由医院内外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府力量所决定的。为了重新构想我们为最严重的病人提供的护理系统，我需要依靠我在医学院以及全球健康和公共政策培训中学到的技能和遇到的同僚。

来源：杜克大学